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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词 压抑(2)

作者:周桦 发表时间:2019-02-18 22:18:29 更新时间:2020-03-23 23:53:01
在徐州短短半年后,王石就随部队一起换防到了新疆。在现在的人印象里,新疆是一个浪漫而多情的地方,可是,对于30多年前去那里服兵役的人来说,他们在新疆的兵营所在地却都是一个个自然条件恶劣、生活极其不方便的地方。王石当的是汽车兵,他所在的部队在吐鲁番盆地,部队驻扎的地方正好是一个风口,刮大风的时候,连油罐在地上也固定不住,被风吹得在地面上乱滚。王石特别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在戈壁滩上开车时绝望的心情,一天开下来,也许只能见到两个兵站的人,其余时间就是在烂得不能再烂的石头路上茫然地前行。

苦不是王石担心的事情,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,他甚至有意识地给自己找了很多苦吃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性格,军人的天职在于服从,而王石自己的性格里总是有着反叛和个人主义的凸显,他自己后来也感叹:“我的性格和部队是太冲突了。”

也许从部队集体的眼光看来,王石也不是一个消停的人。他是那样一种军人:有能力建立卓越功勋,也有能力一地鸡毛,让所有上级头皮发紧,担惊受怕;他是上级看好的提拔苗子,也是领导们伤脑筋的调皮小子。

那时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部队经常展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报告会,首长看中王石,让他上台发言。王石满心不情愿,一是他觉得很紧张,他觉得这点跟自己父亲实在太像,一要面对大场合、陌生人的时候就全身冒汗;另外他其实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他只好把发言稿先写好满满三大张纸,但还是不想这么顺从地发言,于是,王石的性格在这些细节上就体现出来了,他把三张稿纸糊成了一张,卷成卷就上台去了。结果整个发言的过程都是他在捋那张纸卷的声音:“呼--呼--”指导员在下面气得半死:“王石你个混小子搞什么名堂!”--他的名堂显然很多。读报会上排长给大家念文章,声情并茂地读到:“XX同志克克业业地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工作着……”,王石及时站起来了:“排长,不是克克业业,是克克克克业业!”--结果可想而知,全场哄堂大笑,排长极其下不了台。

所以如果要战友们来回忆军队时期的王石,一定逃不掉“调皮”二字。王石当时的确也是20岁不到的楞头小伙儿,他有着那个年纪特有的对未来无限的想象和憧憬,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愤怒和抱怨。他有他的笃定,也有他的彷徨。那个时候,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就是:“你王石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,安心吧!”

安静下来容易,安心却不是那么容易。王石生活在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,他没有太多的思想负累,他自己所想象的,很自然会成为他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,但现实却是那么真实。所以,尽管他也能让自己尽量和集体融合在一起,不要让自己显得太另类,但心里的那簇火焰始终让自己无法平静。

当那件事情发生后,王石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不适应这样的集体生活了,他向往的是个人奋斗,他需要那种个人力量带来的成就感,那种于连式的荣光,他需要离开。

那一年,部队请来一个山东的农村妇女做报告,报告的内容是: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。报告的内容大体是:母亲批判自己的思想没有女儿革命,自己有利己的思想,而女儿则是完全的革命的利他主义。比如,母女俩一起去买菜,挑豆子的时候,母亲就尽量挑好的豆子;女儿呢?看见母亲这样做,很生气,把母亲挑的好豆子全部倒回去,然后往自己的筐里全部装差不多烂掉的豆子。然后母亲总结说:自己的思想不如女儿,觉得很惭愧,女儿心里想的都是别人,希望别人都得到好豆子,而自己只想到自己家。

王石在下面听着,纳闷无比:如果大家都像那位女儿一样的话,菜农岂不是都不用种出好豆子了?因为反正差的大家都在抢嘛!结果只有一个:越来越差。难道大家都喜欢差吗?进步是不是已经不用考虑了?王石越听越苦闷,觉得完全不能理解,更不能理解的是这样的报告是领导们极为推崇的,强调大家一定要仔细听!

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,当报告结束后,领导们带着做报告的妇女去食堂的单间吃饭了,师傅杀鸡宰羊地招待领导和做报告的人。当他们尽兴地吃喝谈笑的同时,王石和一班战友则在外间食堂大厅里吃着粗菜糙米。王石至今余怒未消:“这样的环境,难道你不会压抑吗?要去迁就它难道不是很委屈吗?我当然是受不了的!”

部队的几年是王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,是他和社会之间一个重要的转折,但就在这个转折点上,他对人生的梦想、对人生无限的憧憬,都遭到了迎头一击。他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性格、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,但部队的几年生活迫使他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,他开始想到自己的价值,社会和自己个人的关系,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家里伸手伸腿皆自如的生活已经结束,他要面临整个社会给自己的考验了。虽然这个考验的第一步以他的苦闷和压抑而告终,但毕竟有了第一步,他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了!

当母亲赶到部队希望王石不要复员回地方的时候,王石表现出了一个成人的固执,他一定要到社会去工作。他明白自己需要什么,虽然他的选择未必是好的选择,但,什么是好?什么是坏?对一个正在彷徨的青年来说,有什么比坚持自己的想法更让人激动呢?

所以,在部队待了5年后,王石坚定地对父母说:“我要回郑州。”

回郑州无非就是做工人,比起部队的稳定和风光,70年代工人拥有的,也只是一份固定的工资而已。

回到郑州,王石有两个工作选择:一是到市政府开车,当时政府需要司机;另一个选择就是到郑州铁路局的水电段做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。前一个工种好解释,无非是属于政府的小车队,领导或单位要用车的时候就当司机拉人或拉货。后一个工种对于不是铁路行业的人就不好理解了,铁路上的工厂不叫厂,叫段,所以,水电段可以理解成为水电厂,但它不是电厂,其实主要是给铁路上供应水和电的,水主要是热水,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就是专门维护供应热水的锅炉的工人。

这是很明显的比较,前者是比较舒服的职业。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初几年,在基层的生活里,医生、列车员、卖猪肉的、司机是四个令人羡慕的职业。那个时候属于物资短缺并且交流不丰富的年代,列车员可以把北边的果脯什么的往南边带,而南边的蔬菜水果也能通过他们及时带到北边,所以很是吃香;卖猪肉的更拽,那个时候凭肉票吃肉,但具体买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块什么样的肉,全看卖猪肉的手往哪儿下刀,所以,卖猪肉的同志尽管全身油腻起腥,其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和猪肉本身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是携手并进;医生就不用说了,公费医疗时期,医生拿药看病的优越感比现在拿红包的成就感还要大;司机同样如此,手握方向盘,那就是掌握了运输的大权大利,司机在那个时候都是见多识广的一群人,也是生活得最滋润的一群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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