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1978年

作者:读者 发表时间:2020-07-30 22:22:40 更新时间:2022-08-03 02:33:00

  葛剑雄

  1977年,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,我上大学的愿望死灰复燃。但看到具体要求后,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要求是30岁以内,而当时我已满31周岁。

 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,但在此前,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。那是在1962年的5月,我正读高二,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,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。经过拍片复查,确诊无误,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,3个月后复查。进高中不久,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,我也是语文、历史、英语等科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。要是不能在3个月内治愈,就会影响报考大学,这一切就都完了。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,按时服药,严格按时间表作息,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。但是每3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——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,因此不能复学。直到1963年11月,同班同学早已毕业,绝大多数考入大学,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,转入下一届高三“试读”。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,我的肺结核还是没有完全钙化,不符合报考条件。

  在老师的劝说下,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。作为一名新团员,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,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,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,1965年8月,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。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,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大,进修英语。但“阶级斗争”这根弦越绷越紧,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,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,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,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。到了文化大革命,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。

  有了这样的经历,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。

 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,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,而且为了“不拘一格”选人才,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。我再也无法抵御大学的诱惑,但一点儿把握都没有,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。

 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,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。首先想重温旧梦,选择北大。但当时新婚,小家庭初建,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,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。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,只是因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,并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。对谭其骧教授,记得“文革”前曾在南京路“上海先进模范”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,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。

  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,初试就近举行,我的考场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,骑自行车不过10分钟。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,既不想惊动同事,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。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,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,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,然后骑车前往考场。在5门考试中,政治是我最熟悉的,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,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。英语我有上夜大两年的学习基础,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。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,虽然对问答题中的“魏晋玄学”一题不大有把握,但不会离题太远,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《中国史纲要》复习,里面专门有一段介绍。历史题中一个名词解释是“谭绍光”,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,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,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,驻守苏州,所以也答出了。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释我没有见过,只能据字面意思猜想,瞎蒙几句,估计得分最低。

  待收到复试通知,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。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,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。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,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,报考复旦大学的更是占了很大一部分。当天下午,我正在看《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》时,有人过来问我,是否报考了历史地理专业,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,但是世界史专业。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——顾承甫和杨正秦——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。询问我的是顾晓鸣,后来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。交谈中我暗自吃惊,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,顾、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。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,只有临阵突击,多多益善。

  复试那天,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,找到大礼堂。各系的监考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,并在周围巡察,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、邹逸麟。上午、下午各考一门,小题目已记不得了,大题目是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的一段话,要求今译并论述,另一段大概是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。没有什么意外的考题,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。

 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,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,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去医院。

 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

片,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,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,声音洪亮。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,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,对什么问题感兴趣。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,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,我尽自己所知谈了。

  复试过后,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,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。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: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,如果你能考上研究生,证明你有这个能力,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,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。

  10月初,我收到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。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学和闸北区中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,一时间产生了不少传说。第二年,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,其中也包括没有本科学历的。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后,纷纷与我联系。他们有的是“文革”期间的大学毕业生,1978年报名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,怕考不上,所以没有报考;有的是“老三届”,“文革”中进了工厂,没有上过大学。听了我的经历后,他们就开始做报考准备,并经常来我家复习政治和英语,第二年都考上了,现在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。

  在开学典礼上,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,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、资历多高,一定要当好学生,“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”。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,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,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,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,除了走廊、厕所、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,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,而图书馆、资料室和所有教室一到10点钟全部关门。但无论在年龄、生活习惯,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上,研究生都无法适应这一规定。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,必须恶补。每天熄灯后,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,一片读外语声。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,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,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书读到后半夜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,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,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,大字报、大幅标语随处可见,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,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。图书资料严重不足,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、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。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、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,往往意见相左。但是新事物、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,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的新阶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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