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你相信

作者:读者 发表时间:2020-07-30 22:23:06 更新时间:2022-08-03 02:33:03

  岳彩绚

  我记录的,是三组很平凡的小故事。究竟什么才是好故事?我觉得,朴实真挚的,能给人力量的,就是好故事吧。

两个年轻人

  2014年春天,我采访了一个“80后”小伙子。我见到他时,他正在一间破烂的教室里守着三十几个午睡的山里娃。小伙子是这间幼儿园唯名50岁以下的老师。2012年,他从市里的教师进修学校毕业,班里40名毕业生,只有他选择到农村幼儿园工作。他没有编制,也没有“五险一金”,每个月工资1200元。

  我问他:“你为什么来这里?”他说:“我母亲在这工作了一辈子,她说孩子们一直盼着年轻老师来带大家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,可没人愿意来,那就我来呗。”

  这个小伙子叫赵磊,28岁,湖南一个贫困县土家族乡幼儿园的男幼师。

  2014年夏天,我认识了一个“80后”女孩。2012年一整年,她只做了一件事,那就是向环保部以及全国76个市、区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。她申请的,是中国122座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数据。她被拒绝了近百次,被怒斥多管闲事。一年过去,在屡败屡战之后,不到1/4的环保局和约1/3的焚烧厂,提供了参差不齐却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。这组数据被媒体广泛传播,许多人因此而知道,有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致癌物叫二[恶][口]英,垃圾焚烧是它的源头。

  我问她:“这样一份不轻松、不赚钱、不讨好的工作,你为什么这么坚持?”她对我说:“我多打一个电话,可能就多拿到一个数据,人们就会知道得多一些。”

  这个敢为公民环保知情权而向权威部门叫板的姑娘,叫岳彩绚,26岁,是民间环保组织的一名志愿者。

 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,经济正飞速发展,也经历着转型阵痛。我们这一代“80后”“90后”年轻人,或制造着问题,或承载着问题,或面对着问题,我们是有迷惘、有失误、有挫折的一代。幸运的是,我们也是拥有着开放思维、自我意识和无穷力量的一代。

两名母亲

  2014年夏天,我在北京一栋阴暗的废弃大楼里认识了一个湖北女孩。大楼是一家非法代孕地下组织的窝点,女孩是个单亲妈妈,一年前在老家生下一个孩子,孩子未满周岁,她就来北京,等着有钱人家挑选她代孕。我问她:“你不想孩子吗?”她反问我:“想啊,那能咋办?穷呗。”

李翠英(王全超摄)

  女孩名叫小露,1993年出生,代孕一次赚19万元,如果孕期出现危险导致子宫摘除甚至死亡,老板会赔5万块钱。我问她:“你了解这件事的风险吗?”她看着我,稚气未脱的脸上全是迷茫。

  春天的时候,我认识了另一位母亲,她的工作是,在患者即将离世的时候,说服家属捐出患者的器官。她常常被怒吼、推搡、咒骂,她几乎每天往返于手术室、火葬场和追悼会之间,她总是凌晨回家,清晨又出发。

  我问她:“这份艰难的工作你做了4年了,最难过是什么时候?”她说:“是我回家的时候。我儿子才4岁,每次我早出晚归,回家的时候他都睡着了。我们的交流,就是儿子每天睡前,都会悄悄把我早晨出门时鞋尖朝外的拖鞋,调转成朝里的方向,摆在家门口等我回家。”说到这里,她哭了。

  这位母亲叫李翠英。2010年,中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,截至2014年3月31日,共有4382名患者得到救治。李翠英是一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,4年里,她牺牲了无数个陪伴孩子的周末和夜晚,一个人,完成了湖南全省一半以上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。

  这两位母亲,让我感受到人间百态。记者这个职业,有时会让我记录这个社会的黑暗与绝望。就好像我会遇到像小露这样的母亲,因为贫穷,离开襁褓中的孩子,来到陌生的大城市,希望靠出租自己的器官赚钱。幸运的是,记者这个职业,也让我有机会记录这个社会更多的奉献与大爱。就好像我会遇到像李翠英这样的母亲,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,说服他人无偿捐献器官。

  不是没有过沮丧,从那栋废弃大楼里走出来的时候,我在想,这个社会是不是有很多人病了。可是某一天,在结束了疲惫的工作之后,深夜我刷了一下微信朋友圈,看到李翠英转发了一条免费救治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消息,她说:“让我们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。”

两位老人

  第一位老人,并不是我新闻的主角,在我的报道里,她甚至没有名字。2014年5月,我在湖南海拔最高、地势最险的大瑶山邮路上,采访一位叫曾德春的乡村邮递员。在那条危险密布的邮路上,他走了25年,被蛇咬伤失去了手指,落下

满身伤痕和一身病。2000年,因为在山里送信,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,他却没能赶回家送终。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,曾德春辞职了。

  因为山路实在太险,其他人都不愿意干,山里的邮路就这样断了。然后,曾德春70岁的母亲发话说:“我能照顾自己,人家盼着你呢,赶紧送信去。”

曾德春(龙弘涛摄)

  后来我才知道,曾德春还有个哥哥,在大山里当了20多年乡村教师。村里最穷的曾家有两个儿子,兄弟俩都是劳模,却赚不到什么钱。不识字儿的老母亲总跟他们说:“喜欢教书就去教,喜欢送信就去送,钱多钱少的无所谓,对乡亲们有用就好。”

  也是在这年5月,我在长沙认识了第二位老人。我认识他的时候,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16年,脖子以下高位截瘫,全身只有食指能动。他是一名大学教师,16年来,春夏秋冬风雨无阻,每天上午10点,下午4点,校园里总能看到一位老妇人推着轮椅,送瘫痪的老伴儿来到中南大学相图实验室,给学生上课。16年间,他完成了一项国家863项目、3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,培养出20多名博士、硕士,撰写了17份中国材料科学发展战略建议书。

  我问他:“您靠什么坚持?”他轻轻地说:“因为我活着,对国家还有用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,他的眼睛里闪着光。然后他的眼神又暗了下来,说:“我得抓紧啊,我的时间不多了。”这位老人叫金展鹏,今年76岁,中国科学院院士,被国际学界称为“中国的霍金”。

金展鹏

  这两年我们反复在讨论一个词——中国梦。我不知道一辈子没出过大山、斗大的字儿也不识一个的曾妈妈,有没有听说过“中国梦”这个词。但我想,曾妈妈是有中国梦的,她的中国梦,就是两个儿子“对乡亲们有用”。我也不知道,轮椅上日日夜夜与病魔做斗争的金展鹏院士,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他实现梦想的最后一段生命旅程。但我想,金院士也是有中国梦的,他的梦,就是“活着,对国家有用”。

  作为一名记者,我的职业让我经常追问和质疑。可这份职业也让我开始了解,还有另一种信念叫“相信”。

  在雾霾遮天、污水横流的今天,你要相信,环保组织里还有更多像岳彩绚这样的人;在医患纠纷频频发生的今天,你要相信,在医院里还有更多像李翠英这样的人;在老师这个词因一些人、一些事蒙尘的今天,你要相信,在校园里还有更多像金展鹏这样的人;在越来越多人追名逐利的今天,你要相信,大山里还有更多像曾德春这样的人;而在许许多多“曾德春”的背后,还有像曾妈妈一样的人。

  正能量需要相信,中国梦也需要相信。我相信,并期待你像我一样相信。

  (小 鸽摘自《中国记者》2015年第1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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