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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听风楼“里的冯亦代

作者:读者 发表时间:2020-07-30 21:15:47 更新时间:2022-08-03 02:30:59

   一

 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《向日葵》,让我感动,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。

  他写道:“十年动乱中,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,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,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。有天我推着粪车,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,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,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。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《向日葵》。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,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,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,便嘻嘻笑了起来,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,说等我大了,我也要念这个。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,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,没个去处。以后每天拾粪,即使要多走不少路,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。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,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,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。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,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,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;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,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,该多幸福!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,衣衫褴褛,推着沉重的粪车,她又作何感想?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。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《向日葵》,他在画这画时,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,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?但他也梦想欢欣,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?”

  在我印象中,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。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,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。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。据他记载,他最后问道:“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?”冯亦代沉沉地说:“用不了几句话,用一个字就够了--难。”末了,老人突然怆然泪下,不停地抽泣。

  冯亦代于1941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,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。到重庆后,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,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。到了迟暮之年,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。“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。”他沉默了半天,又说:“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,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。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,是我的责任,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。我只能讲到此为止。”黄宗英逗着问他:“总能透点风吧。”他断然地说:“连老婆也不能讲。”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,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?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,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:士为知己者死。

 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,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,免得自己倒霉。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?依我看,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。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,他义不容辞;等轮到分配帽子时,他又不便推托,只好留给自己受用。这和他所说的“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”在逻辑上是一致的。

 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,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,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,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。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“冯二哥”,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。据说,他仗义疏财,“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”,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“埋单”。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,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,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?

  他回忆道:“‘文革’时我最初也想不通。一周之间,牙齿全部动摇,就医结果,十天之内,拔尽了上下牙齿,成为‘无齿’之徒。”

   二

  20世纪70年代末,“听风楼”终于装上了电话,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,忙的信号,开放与拒绝的信号。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,社会活动越来越多。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,往往扑空,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。

  《世界文学》要复刊了,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。冯伯伯喜形于色,郑重宣布《世界文学》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,发在复刊号上。但毕竟手艺生疏了,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。他最后想出个高招,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,也包括我。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,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,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。一连好几个周末,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,欢声笑语,好像过节一样。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,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,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。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,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,沉吟良久,最后说:“让我再想想。”

 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,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。他常

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,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,让他欣喜若狂。

  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,我匆匆赶到听风楼,冯伯伯刚好在家。我拿出即将问世的《今天》创刊号封面,问他“今天”这个词的英译。他两眼放光,猛嘬烟斗,一时看不清他的脸。他不同意我把“今天”译成TODAY,认为太一般。他找来英汉大词典,再和冯妈妈商量,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,意思是此刻、当今。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,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。于是在《今天》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:The Moment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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