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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来赡养父母

作者:读者 发表时间:2020-07-30 21:16:20 更新时间:2022-08-03 02:31:02

 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。但对于中国人来讲,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*都需要面对的问题:或者为父母、或者为自己。

  在这个转型期里,各种因素层层叠加,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。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,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。

  来自中国人*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,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。

  在现阶段,幸福、健康、富裕、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。从这个层面来说,让中国人更富裕,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。

   要把爸妈接到北京吗

  一般认为,45至60岁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,60岁起将进入老年期。根据《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,2009年,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.6714亿,占总人口的12.5%。其中,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。

  家住北京的林晓虹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,林晓虹一直在盘算这件事情。今年母亲正好60岁,白内障越来越严重。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地走进火车车厢门,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,才发现自己车厢的方向。

  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后,母亲曾安慰说,他走得早不给林晓虹夫妻增加负担。可是眼前,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?

  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。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,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: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?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纳两家3位老人。

  类似的烦恼不只困扰着33岁的林晓虹,还包括她已经年过40的上司以及80后的下属们。

  那天从火车站回来,林晓虹到后半夜才睡着。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,似乎还不是难事。她可以和孩子住在一个房间。不过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,这么安排就有些困难了。由自己的母亲,她想到了张斌的父母。张家爸爸血压不好,张家妈妈有肩周炎等职业病。他们早晚也要来北京吧?

  春天的时候,林晓虹和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。他们决定先在北京找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。“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。”张斌说。

  在位于六环外的燕郊,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。两三年的次新房视面积不同,在7000到8000元之间。这样,适合两口人居住的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万到50万元之间,“不能再小了,不然周末带着孩子去,都没地方呆。”林晓虹说。

  9月,北京秋季房展又将开幕。一项调查说,参展的三环内新盘均价在3万左右,郊区楼盘基本在1.5万左右。虽然比春季展会中郊区项目2万以上的均价来说下降不少,但对林晓虹一家来说仍是个“比较天文的数字”。在她看来,适合父母居住的只有“远郊”。不过他们没有把看房结果告诉父母们。“不忍心。”张斌说,楼盘附近都是大片荒地、树林,往往开车十几分钟才有比较像样的小型超市。至于医院等设施,“就别提了。”

  张斌父母情况最好。60岁退休后,父亲每月有1700多元退休金,有职称的母亲有3000多元。如果他们在70岁前不出现大病,每月把母亲的养老金都存起来到70岁会有差不多30万元存款。“他们算是把我们都安排好了,开始为自己攒钱了。”

  与张斌拥有稳定的养老保障不同,林晓虹夫妇现在就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,“多少钱才够,我们也不知道。但现在的情况是,一要保孩子,二是保老人,然后看自己还剩多少钱。”

  根据《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》,2008年底,按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,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24.3,少儿抚养系数为12.4,总抚养系数为36.7。这意味着,每100个劳动力需要赡养36.7名老人和孩子。而在上海,仅老年抚养系数就达到32.6。

  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,除住房外,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、结婚等耗费后,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。

  对于林晓虹来讲,生活已经不太轻松。“现在不少东西都涨价。”其实以他们的收入已很难察觉到蔬菜、粮食价格的上涨,但林晓虹仍然觉得必须支出项目在

最近几年增长了至少三到四成,“我现在很怕孩子长大,上学要更多的钱,买衣服要更多的钱,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钱。”她估计,孩子每长大5岁,年支出就要增加50%以上,“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,生活就达到天花板了。一旦出现风吹草动,比如短暂失业,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。”

  林晓虹现在还不敢想两家父母来北京后的医疗和其他生活开支问题,“当然,把北京的房子卖了,然后拿着钱回老家,什么都能解决。可是,谁能那么轻易地离开呢?”她说。

  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

  “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,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,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。同时,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。在这种情况下,家庭养老弱化,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。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分析说。

  改革开放以前,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,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。80年代以来,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,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。

  “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。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,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,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,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。” 他分析说。

 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: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,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;进入晚年后,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。这一人群的范围,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。

  对于拥有超过2亿老人的中国,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,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,光靠社会养老是根本不行的。我们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么高水平。

  目前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,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,第二是抚养人的问题。“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,但是钱不够,很多地方面临社保基金支付危机。现在社会养老待遇在不断提高,而资金入口相对固定。因此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,,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   借鉴国外经验

  美国养老机构分成很多层次:有社区养老院、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,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。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。另外,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,比如社区食堂。”孙义群说,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,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美元,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。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。

  还有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,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,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。比如,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、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,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,政府给奖金。”

  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,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。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。

  在中国,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,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,体制、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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